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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广平的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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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广平——音乐制作人、歌曲创作人,中国流行音乐学会理事。曾获得“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——华语乐坛特别贡献奖”、"广东流行音乐30年音乐人杰出贡献奖"等专业奖项,现任北京星之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,现居北京。 代表作品: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(李进演唱)《潮湿的心》(甘苹演唱)《幸福》(李思琳演唱)等,创作歌曲六百余首。曾先后60多次获中央级和省一级以及“上海亚洲艺术节”等歌曲创作大奖。出版音乐评论书籍两种,发表音乐评论文章数十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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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贤治:对写作者而言,越自由越好  

2010-11-15 00:16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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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贤治:对写作者而言,越自由越好
南方都市报   2010-11-14
作者:陈晓勤 

林贤治:对写作者而言,越自由越好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


    “我乐于接受‘在场主义散文奖’。据我所知,除了这一奖项,全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奖,都不曾用某个概念标举其独立的价值取向。我欣赏这种独立性。”学者、散文家林贤治走上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厅舞台,从陈思和手上接过“在场主义散文奖”的一刻,聚焦了所有在场者的目光。11月8日,林贤治凭着2009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选集《旷代的忧伤》,拔得该奖头筹,获颁奖金30万元,成为了国内文学界单项奖最高纪录的获奖者。

    林贤治一直以批判精神著称,被文学界冠以“民间思想者”的称号。此次他以高票当选大奖得主,也是与这个纯民间的散文奖有关。今年5月初,散文家周闻道发起设立了“在场主义散文奖”,他认为“在场主义”强调“去蔽、介入、揭示本真”,就是为了改变散文的特征不清的现状,要确立散文的真正价值。

    该奖评委之一、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表示,林贤治获奖,是大家对这位“被边缘化”的作家的肯定。随着文学的市场化、商品化,具有批判精神和介入性的作品越来越少,林贤治的声音显得更为可贵,值得尊敬,“这个时代的主流舆论太强大了,把这个奖颁给边缘的学者,也是平衡这个时代舆论的一种行为。”

    在颁奖过程中,另一评委、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则直言,林贤治以领先“在场主义散文奖”提名奖周晓枫一票,获得了头奖,但不代表他是完美的。更直指其“不是以文为生命,而是以生命为文,文体没有创造力,散文的语言没有特别之处”。

   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,有两位教授公开表示不同意孙绍振的看法,发言中强调文学的精神性和批判性。广东批评家郭小东认为,一个作家的写作状态决定了他的文体形式。他会后说道,林贤治的获奖是“庶民的胜利”。

    面对批评,林贤治深不以为然,“一个真正的写作者,不但需要具有自由的、进步的政治社会观念,其精神状态也一定是自由的。”对于目前的现代散文状况,他认为,学者将散文分类过细,对散文写作没有好处,给文学编派不同种类,用逻辑严密的定义给这些文类套上紧身衣,“殊不知,自由观念永远大于文体观念。对写作者而言,越自由越好。”在奔波了一整天后,林贤治接受南都记者的采访,他略显疲态,但丝毫不影响激昂的表达,批判之声时而迸发。“一个写作者,不会因为外部力量的压制和诱惑,而失去自己的声音。”

    获得大奖后,谈及奖金的使用。据透露,林贤治的奖金将用于购置房子。喜爱阅读的林贤治,家中藏书颇多,却苦于无处安放。自己一直没有一个书房,在三房两厅的家里,书堆得满地都是。“现在就停留在温饱的状态。目前,青菜都要八元一斤,还不知道添置一个书房的梦想能不能实现。”他半调侃半认真地说道。

    “在场首先是政治身份的感受”

    南都:当时是怎么参与进这个奖的,得奖后有什么感受?

    林贤治:开始我不知道。前不久,一个《文学报》的记者在电话里说要采访我,说我获得“在场主义散文奖”,我听了不相信,还要她去重新核实。她过了好一会,才笑着说:“是啊,一个星期前结果就出来了。”据说他们在华文世界里最初选出140多部作品,然后从中选出10部给终审评委,由他们各自投票选出。这些都是事后看《文学报》才知道的。

    南都:你是怎么看待“在场主义”这个概念?

    林贤治:作为写作者,我平时不太注意文坛的各种评论和争论,包括“在场主义”。我在答谢辞中说了,所以认同,是因为“在场”这个多少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外来语词,它所意含的现实性、个人性和介入性,与我一贯崇尚的文学观念颇为一致。我不喜欢加上“主义”,当然,纯然把它理解为一种主张,一种确信也未尝不可。

    “在场”意味着写作者对作为存在者自身的境遇,他与周围世界的联系,换言之,对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命运具有实质性的了解和认识。在我眼里,最重要的是政治身份的感受。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,包括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和责任的履践,都是“在场”的写作者所不能回避的。其中,大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现象,尤其是那些反人类、反人权、反人道的灾难性的现象,是“在场”写作者最为关注的目标。

    南都:孙绍振在颁奖的时候,评价你的作品“不是以文为生命,而是以生命为文”,对于这种说法,你是怎么看待的?

    林贤治:孙绍振先生是用艺术至上的观点来看待问题,他认为我的文字不符合他的艺术观。眀褒实贬。我不在乎外面的人对我个人或对我的文字的批评。我从不考虑。作品一经发表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产品,受欢迎,受冷落,受攻击,这都很正常,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。我的东西,说单调也单调。几十年写来写去都是“自由”二字。因为我感觉到我没有,所以我才渴望,才写,拼命写。

    南都:你认为一个好的作家,最重要的是具备什么?

    林贤治:一个真正的写作者,不但需要具有自由的、进步的政治社会观念,其精神状态也一定是自由的。就是说,尽管他生活在不自由的境地,他的心,仍然渴望飞翔,渴望自由地叫啸。是否获得这种自由的精神,我认为对一个写作者是重要的。

    南都:你一直这样坚守这个信念吗?

    林贤治:是的。自由就是我尚未愈合的伤口。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疼痛,相当于暂时用手捂住伤口,其实疼痛仍然存在,只是好受一点罢了。该怎么进一步改革下去,我认为每个中人都得好好思考,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做一个基本判断。写作者不作这个判断,我认为,写作将失去方向。作家,不能没有批判意识,批判是一种观察眼光,有没有这种眼光,结果是不一样的。不但要有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的政治社会,也得有日常生活批判,这样,哪怕就写柴米油盐,也都大不一样了。

    “我肯定选民间的奖项”

    南都:你怎么看待官方的奖项和民间的奖项?

    林贤治:不能说我很鄙视官方的奖项,但我会尽可能地与其分开。如果官方的奖项与民间的奖项给我选择,我肯定选民间的奖项。当然,总体上来说,文学立奖,大多数是弊大于利,尤其是中国目前设立的奖项。

    无论怎样,一个人,总不能以自己个人的进退、安危作为对世界判断的标准。世界以怎样的方式存在,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。打个比方,我得了这个奖,经济状况略有改善,但并不等于我的言说环境就有了改善。不是!我非常平静地看待获奖这件事。自然,我无须掩饰一笔可观的奖金带给我的快意。

    南都:为什么?

    林贤治:奖,就是设立一个样板,摆在那里引诱大家仿制,先不说这个奖的评选机构质量如何,程序是否公正,这个奖是否代表文学的最高水准。

    南都:你的意思是说散文不能用标准来确立?

    林贤治:不只是散文,任何文学奖,真正评得好的、有质量的奖,在中国几乎是没有的。这个质量是指作品本身。比如,现在大家都在议论“羊羔体”得奖,难道以前的“牛犊体”就好吗?车延高只是在这次评奖中,非常不幸地被网民发现而已,实际上,评选获奖作品的种种弊端可以说一开始就出现了。“羊羔体”的出现,是一种必然现象。与其攻击车延高,倒不如攻击这个评审本身,机构本身,这个奖存在本身。现在大家一窝蜂攻击羊羔体,算什么呢?

    南都:你对好作品的定义里,除了自由外,很强调“悲剧感”这个字眼?


    林贤治:我个人认为悲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,也是美的最高形态。

    南都:你是乐观的人?

    林贤治:我是独生子,是一个生命脆弱的人,情感方面特别脆弱。

    南都:为什么多年都坚持着散文的创作,而不是别的题材?

    林贤治:散文这种文体比较自由,更适合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所以写评论也是散文笔调。至于说到写评论,那是迫不得已;大家都不说,只好自己跳出来说,大约受了某种道义感的蛊惑吧?

    南都:能否详细谈谈对现在散文写作的看法?

    林贤治:从目前已发表的散文看,大家还是走老路,不敢标新立异,也没有标新立异的能力。在这里,一,要有解放的个性,也就是说要获得自由写作的状态;二是思想、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,要有足够的写作资源。除了写作者自身的“素质”问题外,当然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制约,以及出版体制等各个方面的问题。散文作者的视野要扩大,要有“主人性格”,其他是次要的。

    南都:《旷代的忧伤》收录了你的39篇随笔,记述的都是古今中外著名的知识分子,同时,你也撰文批评了当今很多名人,比如巴金。你是否觉得你很偏激?

    林贤治:文学是一种精神创造物,带有我个人的喜恶,极端就叫偏激,我还认为我偏激得不够呢。像李慎之,没有人批评他,我就对他有过两次批评。他去世后,我写了纪念文章。必须肯定他一生,尤其晚年对自由、民主的追求,但是,他后来对革命的否定,对鲁迅的否定是错误的。再如巴金,作为一名老作家,他对于“文革”的反思以及自我批判,是值得肯定的。可对“文革”的回顾、思考,思想深度,我认为并不深入,很少碰产生“文革”的根子。与其说我批评巴金,不如说是批评我们,包括我自己 。我 说 他 是 三 年 级 小 学生,我们都是文盲啊。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素质和思想质量不高,不宜制造神话,特别是在今天。

    南都:之前你曾说过有本书至今未能出版,是什么情况?

    林贤治:未出版的书是有关文学史方面的论著。据朋友周实说,审读员对这部书稿有一个结论是“十年以后才能出版”。至今为止,时间过去六年而已,还可以等。

    南都:作为一个编辑,目前文学出版的情况是怎样的?目前中国鲜能产生好的作品,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?

    林贤治:去年底,就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问题,我曾经公开发表过意见,认为是“处于前所未有的低度”。至于原因,旧作如《五十年: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》,近作如《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》都有分析,有兴趣可以看看,这里不重复了。
    采写:南都见习记者 陈晓勤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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