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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广平的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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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广平——音乐制作人、歌曲创作人,中国流行音乐学会理事。曾获得“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——华语乐坛特别贡献奖”、"广东流行音乐30年音乐人杰出贡献奖"等专业奖项,现任北京星之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,现居北京。 代表作品: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(李进演唱)《潮湿的心》(甘苹演唱)《幸福》(李思琳演唱)等,创作歌曲六百余首。曾先后60多次获中央级和省一级以及“上海亚洲艺术节”等歌曲创作大奖。出版音乐评论书籍两种,发表音乐评论文章数十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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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  

2011-01-24 16:30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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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可老师这篇文章,值得一读再读!

 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

 

朱大可

无比艰难的道歉

——关于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

 

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,经由《南方周末》的放大式报道,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,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。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,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,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,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,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。然而,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,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,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。

 

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,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: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,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,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,但此类道歉事件,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,犹如沧海一粟,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;而在时间向度上,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,早已超出“滞后效应”的底线。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: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?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?

 

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,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,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。当东、西德国、前苏联、南非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,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。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,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,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,分布在从国家、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。

 

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作为传统的“外儒内法”的威权国家(又称专制社会),华夏帝国依靠酷法、专权、谋术和圈势,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。法家系的巨大铁轮,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,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:施虐/受虐人格、比照/内讧人格、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/投机人格。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,它管理我们已经两千多年,并且还将长期管理下去。

 

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,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,他们经过反复洗脑,成长为热爱威权的“新人”。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,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,显示出受虐/施虐的双重人格,令“吾日三省吾身”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,停留在竹简、帛书、竹纸和舌头上,成为毫不律己、专门律人的信条。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,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。而在清扫“封建主义货色”的时刻,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,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。

 

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,是掌握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,但它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。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,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,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。

 

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,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“二人关系”,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。精神自虐的“斗私批修”,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。官员拒绝道歉,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。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“历史”这个抽象主体。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,它永久缄默,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。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,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。这种多数人的沉默,构成“后文革”最阴冷的政治风景。

 

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,整个民族遭到痛殴,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十年的哀歌。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,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,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。但令人惊讶的是,这个程序刚刚开启,就在80年代末遭到致命的摧毁。

 

“伤痕文学”向我们提供了“后文革”忏悔史的重要样本。在著名小说《伤痕》中,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。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,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、拒绝、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。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,不如说是情感性的,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,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——“后文革”时代的新国家。在小说结尾,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,“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”,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,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。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,就在于它确立了“受伤者”(受害者)的道德逻辑序列,也即主体背叛母体(或被母体抛弃)→自我忏悔→重归(新)母体的三部曲格式。主体的终极使命,就是以弃儿的身份,返回伟大的母体,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。

 

毫无疑问,从伤痕文学、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,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,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,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(父亲)的泣诉和乞恩。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,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,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。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,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“文学啃老族”,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。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,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、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。

 

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“伤痕派”的撒娇,而且还有“人道主义”的痛切反思。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,是戴厚英、周扬和巴金。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,犹如“三面红旗”,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,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。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,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,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,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,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,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。

 

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女作家戴厚英,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,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。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,“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:能言善辩,锐不可当,口角寒风,令人颤栗。”文革之后,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。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,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,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,却因受“组织”压力而被迫分手。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,自此,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,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,在自我反思的同时,以文学叙事的形态,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。

 

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,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,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。据顾骧先生回忆,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,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。周扬说:“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,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。”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: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“右派”的老文艺家见面,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,他情绪激动,以至于未说一字,已泣不成声。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,周扬发表长篇讲话,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,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,为重新阐释“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”开辟道路,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,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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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省和忏悔,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。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“坏人”,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,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。巴金回忆起自己“由人变成了兽”的历史,仍然语带颤栗:“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,一步一步走向深渊,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。”巴金此后提出设立“文革博物馆”的动议,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,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。

 

“文艺忏悔小组”的事迹,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,而对他们的关注,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,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,且饱受痛殴,但他们的存在,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。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,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。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,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,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。
  

耐人寻味的是,戴、周、巴不仅忏悔与道歉,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,形成忏悔—道歉—批判的三元结构,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,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。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,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,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/文化追问,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,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。

 

但事实上,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,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。此后,戴厚英的反思通道,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,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,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,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。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,具有重大象征意义,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。

 

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(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),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。1990年以来,在一个人本主义全面归零、流氓、厚黑、权谋和金钱成为主流的格局里,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,而道歉者成了可笑、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,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,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,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,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。

 

拒绝、抵赖和说谎,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,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。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、清算和审判。在我看来,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。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,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,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,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,甚至重新转向文革,缅怀罪恶丛生的时代,由此推高仇恨指数,酿造新的社会对抗。

 

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在拒悔的背后,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,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,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,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,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。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,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,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,热烈讴歌专制,赞美纳粹及其趣味,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,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,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。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,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。

 

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,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/道歉机制,企望它的正常运转,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,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。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,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?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。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,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,但那些卓越的努力,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。文化的自我颠覆,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,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,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。因此,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,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,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。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。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。

 

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,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,全面澄清历史真相,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,否则,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,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。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。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、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,就必须启动个人/集体记忆,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,还原历史原貌,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,作为忏悔、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。

 

其次,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,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,甚至会被误判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,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,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,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,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

 

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/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。在基督神学里,宽恕只能来自上帝,而在世俗伦理学里,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。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,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;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,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,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,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,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,而这是人性的弱点,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。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,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。

 

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一方面鼓励忏悔,一方面鼓励宽容,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。1980年代以来,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,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。在这种正义架构里,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。宽恕的重大意义,不仅在于它是对忏悔者的劝慰,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,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,而且也是宽恕者自身的良药,藉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。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: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,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灵解脱。这无疑是一种最健康明亮的疗法,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,软化仇恨/复仇(冤冤相报)的坚硬传统。

 

然而,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。宽容的道德边界,仅仅涵盖那些真正的忏悔者,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,则应启动问责程序。这无非是一个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: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,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步清算,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、查证与审判,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决其有罪,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。

 

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,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,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,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。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,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。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,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,就能突破疑虑、恐惧和敌意,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。

 

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,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,对有罪体制进行共同追问,以重构社会正义和良知。我们已经被告知,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,才能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,切除导致罪恶发生的制度性基因,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,而这是衡量中国是否达成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标尺,此外更无其它标尺。

 

[转载]朱大可:无比艰难的道歉——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- 李广平 - 李广平的博客在上述忏悔/道歉机制的架构中,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;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;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;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;清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;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;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,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。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,构成了忏悔/道歉机器的主体。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,那么,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,就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,而是华夏民族自我救赎和涅槃的开端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2010年11月24日写于上海莘庄

 

原载《东方早报》2010年12月28日(发表时由编辑做了一些删改,博客发表的是未经删改的原稿)

 http://www.dfdaily.com/html/63/2010/12/28/552182.shtml

 

本文题图:田太权观念摄影:《遗忘系列之一》 

 

 杰夫上传并管理

 



 

【附:田太权摄影作品系列《遗忘》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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